12月5日下午，“悲鸿讲堂”本学期第27讲在艺术学院教师发展中心举办。青年策展人崔灿灿先生为现场五十余位观众带来了一场以“多线行动：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世界”为主题的学术讲座。崔灿灿先生曾获CCAA中国当代艺术评论青年荣誉奖，是一名活跃在当代中国的知名策划人、艺术写作者。该讲座由艺术学院绘画系主任王家增教授担任学术评议，艺术学院绘画本体工作室朱兴国老师担任学术主持，讲座现场气氛热烈，座无虚席。

讲座主要围绕着1945年之后的现代主义艺术展开，之所以以1945年作为时间节点，是因为二战之后，美国逐渐成为艺术发展的中心，艺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多种风格、多线行动的特点。崔灿灿先生从策展人的角度为我们梳理了二战以后当代艺术的多重脉络，以“观念”作为线索，极大地开拓了我们的视野。

崔灿灿先生由1968年美国经典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和1984年美国犯罪电影《美国往事》关于时空的镜头转换引入本次的讲座主题，艺术与电影一样，都是一种视觉语言，而当代艺术的实验性也以其多样化的风格颠覆了人们以往的视觉经验，尤以1945年之后的艺术为代表。就此，崔先生提出：为何现代的大多数观众无法理解当代艺术？其实，人们不能用视觉经验来理解当代艺术，因为当代艺术的重要特性就是其观念性。

崔老师首先以多位艺术家为代表展现了当代艺术的多元性态势。从地理因素来看，美国是当代艺术的集中地，他认为美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艺术家是霍珀，因为他准确表述了艺术在美国现代化进程中全新的语言形式，而当代艺术就恰恰发端于这种现代化的影响之下。

他提到杜尚并非最早的现成品制作者，但是他对现成品艺术影响最大，因为他将新颖的现成品制作作为媒介广泛应用于艺术实践中，并因为他，现成品艺术成为一种常见的艺术创作手法。也就在杜尚之后，艺术的边界在不断地扩大，艺术与生活的界限逐渐模糊。1960年代至1970年代间活跃的激浪派承接了杜尚的艺术传统，这其中包含一种很强的反商业、反艺术的情感。

崔老师强调，杜尚与安迪·沃霍尔之所以在艺术史上如此重要，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打破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并激发了更多人的现象。不仅如此，安迪·沃霍尔改变了艺术家的身份定位，艺术家成为社交活动家和社会资源的调动者。

崔先生提及的第三位艺术家是伊芙·克莱因，在他的艺术作品《堕入虚空》中克莱因希望通过这种行为艺术来表达自我，而艺术家的一生也都在践行这样的准则，自我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也就决定了一位艺术家的风格可能是在时时变化的。

当代艺术的多样性需要这种变化。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媒介与观念都是在连续不断的颠覆与连续不断的革命中发生的。这其中，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以创新的艺术创作媒介来反对僵化的艺术品陈列方式，在艺术家看来，艺术表达的形式不仅仅是物，重要的是观念。

什么是幻想？崔老师认为蔡国强的“焰火艺术”拥有一种浪漫的、单纯的、天真的想象力，艺术家用不被驯化的想象力突破了实用主义。关于如何与过去的艺术决裂？勒维特给了我们另一种答案，他的作品不再由艺术家本人完成，形式上只包括简单的点线面，但制定了严密的规则。这是一种理性至极的观念。通过这种方案，勒维特创新了波洛克和安迪·沃霍尔创造的艺术形式。

除观念艺术家之外，还有很多艺术家重返现场，用作品反映现实问题。艺术家用正反两重维度认识世界，与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冈萨雷斯《无题（完美恋人）》即反映了对艾滋病人这一社会问题的关切。

纵观1945年以来的艺术史，它经历了从观念变革到语言实验再到重返现实的过程。崔老师认为，当代艺术对公众来说，意味着多线选择。当代艺术也是多线行动，包含多种风格、多重标准和多样观念。这样的多元促使观赏者自觉不断地学习与思考。

在学术评议阶段，王家增教授认为崔老师是当代杰出的策展人，并对讲座的内容进行了高度的评价。王家增教授认为崔老师的讲座启发了同学和老师们的思维，更新了我们对当代艺术的认识，并启发我们对艺术教育的国际化进行思考。

提问环节中，到场同学和老师分别就“艺术家的创作符号”以及“基因工程与艺术创作”提出问题，崔老师认为，艺术家的符号是一种自成体系的风格，也是观众对艺术家最直观最深刻的印象，在当下多元化的评判标准下，自我符号的创造也是相对自由的。艺术家既要和时代保持紧密联系，又要和时代保持距离，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等技术并不适合所有艺术家，而且艺术有科技发展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悲鸿讲堂”是艺术学院旨在沟通学术前沿，增进校内外学科资源高效共享而开展的活动，在这个生动的学术平台上校内外师生与业界名师于讲堂上展开热烈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展开积极思考，在这里享受知识与思辨所带来的充分愉悦！